吕贵品应该是一个闪耀着1980年代诗歌光芒的诗人，但他一直被忽视，这与他的低调有关，也可能和他的写作在1990年代中断有关。不管他是当年吉林大学三大校园诗人之一，还是后来和徐敬亚、孟浪等人策划了1986年现代主义诗歌大展，这些名头和事件均是外在因素，一个诗人究竟能走多远，依赖于作品本身。作为一个文学的行动者，吕贵品走南闯北，飘泊流浪，这些都没能让他远离诗歌。他和诗的相处，是在兴趣、意志坚守的前提下对语言最忠诚的探索，这里面有交锋，有疑难，还有时刻准备放弃的内心冲突，但他后来选择了回归。他重新认领诗歌，不是当年的文学情结和理想主义精神的激发，而是内心的要求。

吕贵品至今的诗歌写作历程并不复杂，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0年代时期，伴随着朦胧诗的发生，他有过短暂的抒情期，接着，他进入了神秘化叙事写作，这也就是他不同于那个年代诗人的独特性所在；第二阶段是新世纪的回归，时隔近20年，吕贵品携新作归来，多了些沧桑，但看得出来，他没有依靠惯性写作，而是渴望突围，并专注于诗歌内部的探索。回头来看，他两个阶段的写作有没有内在的联系？他的回归是否也暗示了诗歌精神的自觉？我相信，吕贵品的困惑不少，我们也对其就有了更多探究的兴趣和动力。

一、叙事性诗学的创造

在很多人看来，1990年代属于汉语诗歌的沉寂期，但它其实是一个重要的积淀阶段，尤其是经历了1980年代的喧嚣和灿烂，诗歌从精神又回归到了技艺，这一层面的悄然转换，与诗人们更为沉潜的写作诉求有关。技艺归于理性，它取消了某种非理性的张狂，会让人更趋内敛。当诗人们从恍然领悟到诗歌并不是一股青春期的情绪释放时，它同样应该有着内在的秩序和技艺的高度。而沉潜是最宜于此类探索的，诗歌主张抒情，这是古典时期的方式，但当它走到抒情的尽头，叙事可否参与到诗歌的内部？很多诗人有过尝试，且发现了叙事对写作所带来的“非诗”之妙，这虽然不是革命性的技法，但还是提供了此后诗歌写作一个新的切入口，同时也让抒情性得以拓展。

在此，诗的叙事性和叙事诗得以区分，现代诗的叙事性是新诗意生成的另一条途径，诗人们也由此获得了现代诗可以叙事的合法性认知。1990年代，一些诗人在写作中对叙事的尝试，其实是重新找到了技艺上的资源，至于“非诗”这种美学的获得，更像是一种意外的收获。当抒情让读者变得审美疲劳后，叙事性的新奇和鲜活，不仅改变了抒情诗的冗长结构，也解放了语言，增强了表达的丰富性。我在吕贵品的诗中发现了叙事性的自然生成，他打破了很多人不敢或不愿摧毁的抒情格局，让诗在叙事性中得到活力。诗人这种与众不同的写法，有着和抒情交锋的意味，他将从日常经验中所获得的资源，做了自己有限度的“诗性”处理。他的叙事性被赋予了某种异质色彩，不是在做减法，而是做加法，因此，其诗相对来说篇幅较长，有利于叙事的充分完成。

吕贵品的诗，看似在讲一个个神秘的故事，其实那种神秘是想象力支撑的细节所溢出来的部分诗意，诗人所要做的，就是尽力捕捉从故事里延伸出来的瞬间感觉，《黑壶》《死船》《名医之死》等皆如此。他早期的一首《旧房子》，初读就像是某件“道听途说”的逸事，经过诗人的深加工后，奇特地带上了自传色彩。“人们都在传说/那座旧房子就要拆掉//从前/里面就结满了蛛网/还有人看到/那间空空的房子里/墙上有一个窈窕的影子在晃动/再也没有人敢搬进去住//从远方来了一个老人/他是瞎子/没有娶过老婆/他从容地走进了那座房子/感到非常舒适//他睡着了/一头母牛在远方哞哞地叫/他正地微笑着做梦”。诗的影子在字词间晃动，而故事却带着我们跟着诗人走，他似乎必须要讲完这个“阴森”的故事，让它覆上一层历史的光泽。这也可能就是历史本身，属于真正日常生活史的范畴。接着，奇迹出现了，我们似可预料到结局。这是一个开放的故事，拒绝了历史的封闭性，重要的是，它以留白的方式为我们提供了更多想象的空间，那些间隔的诗意是如此遥远，却又仿佛就在你我身边发生。诗人赋予了诗歌某种画面感和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不同于话剧和小说的强烈冲突，其微妙的多声部转换，诗里的矛盾显得更为内在。这就是诗之叙事性和小说叙事性的重要区别，它重在于文字本身所带来的叙事流动感和自然性，而非关涉外在的故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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