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会秋：杨老师您好！受《南方文物》周广明先生的委托，想请您谈谈您的学术生涯和治学经验。作为您的学生，我博士毕业也十多年了，今天第一次对您进行正式专访，也是我难得的学习机会。您能先谈谈您大学的求学经历吗？

杨建华：这要从我上大学说起。今年正值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也是我留校任教从事考古教学与研究四十年。四十三年前，我能够上大学并学习考古专业是一个偶然。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知青能被选送大学是渴望而不可及的，至于是怎么被吉林大学的考古专业录取的，我至今也不清楚。因为吉林大学我不敢想，考古专业也没有听说过。但是能够继续上学深造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在大学三年的时间里，我逐渐喜欢上了这个专业。起初我感觉考古入门还是挺难的，一直不知道学到的知识能做什么，直到写毕业论文我才算刚刚入门，第一次尝试到从收集资料到研究最后到得出结论的过程。在大学的田野实习中，知青的下乡经历也让我能很快地适应田野发掘的艰苦生活条件。大学毕业后我留校任教，可以说是边教边学。我记得留校后我首次带学生实习去的是山西省太谷县的白燕遗址。当时我的田野发掘经验还比较欠缺，而且面临着角色的转换，所以心理压力还蛮大的。但幸运的是，我能和有丰富田野经验的黄景略、张忠培、王克林和许伟老师在一起工作，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许多田野发掘的方法和技能（图一）。

邵会秋：您为什么最初会选择西亚考古作为主要研究方向？

杨建华：其实主要是出于对外国考古的好奇。而且那时候我的外语也还不错。由于从小受家庭熏陶，我在大学期间一直自学英语和俄语，可能是考虑到这一点，考古教研室派我到吉大外语系旁听了两年英语，同时兼任78级和79级的辅导员。后来我在全校文科老师的英语考试中得了第一名，并为来访的美国大学的哈蒙德（Norman Hammond）教授关于玛雅文明的讲学做翻译（图二），因此对自己的外语水平更有信心了，感觉我应该有能力学习外国考古了吧，所以就下决心选择了一门外国考古作为继续学习的方向。

图一 1980年参加白燕遗址的发掘（左数杨建华王克林黄景略张忠培）

图二 1981年Norman Hammond在吉大讲学期间担任翻译

在白燕遗址的时候，张老师让我自己另开一个工地，并负责整个遗址新石器时代遗存的整理，于是我通过指导学生整理工作，用类型学的方法找出了晋中地区从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时期陶器的演变序列，这种独立研究的能力，为我学习西亚史前考古奠定了基础。

1981年，我读林志纯和张忠培老师的硕士，林先生给我的第一本书就是《近东新石器时代》（The Neolithic of the Near East），我就是从那本书开始一点一点学习西亚考古的，我按照书后面的参考文献逐渐扩展这方面的知识。当时林志纯先生在世界史研究领域那样超前，部分得益于他通过《剑桥古代史》了解和掌握了最新研究成果。《剑桥古代史》是上世纪70年代最新的研究，里面关于农业起源的内容在当时很前沿，林先生也写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他推荐我看了这本书后，我运用中国考古学的方法来梳理西亚的考古发现与研究，逐渐将张忠培先生的考古学方法和林志纯先生的世界史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确定了把西亚考古作为主要研究方向，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邵会秋：《两河流域：从农业村落到城邦国家》是您研究西亚考古30年的重要成果，您觉得这三十年的收获和缺憾是什么？

杨建华：这要从我的硕士论文《试论萨马拉文化》谈起。这是对两河流域北部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系统梳理。在这个基础上，我申请了199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将硕士论文扩展为《两河流域史前时代》，在1994年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1999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三等奖。

在西亚史前时代考古中，两河流域的资料最为丰富，而且这个地区是世界最早的文明发祥地。关于这个地区史前考古的书很多，但是我是想用中国考古研究的方法构建两河流域的史前史，这方面的内容也是中国考古学者所关注的。时空框架我在硕士论文中已经确立，对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讨论我认真重读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我发现这次对著作的研读比大学时期有了更深的理解，看来经典著作要随着自己考古研究的深入反复阅读。我最关注的是文明起源与迈入国家门槛的分界，这在两河流域具体的物质文化面貌的反映是什么。经过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欧贝德文化与乌鲁克文化之间在生产力、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同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国家与前国家的分界。进入国家形态之后还有一个权力进一步集中的过程，也就是早王朝以后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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