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社会科学经典当中，由George Lakoff ＆ Mark Johnson 联袂出版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是发行量和影响力最大的著作之一。在该著作中，两位学者石破天惊地提出了概念隐喻理论并指出：隐喻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熟悉及陌生的概念化机制。随后以该著作为契机，Lakoff、Johnson、Fauconnier、Turner、Gibbs 等人持续将隐喻革命引向深入，以“隐喻学者”自称的研究团队日渐庞大、成绩斐然。国内外学界已经广泛地将隐喻接受为一种认知外部客观世界和内部情感世界的利器和法宝。就国内的隐喻研究而言，虽然整体而言起步较晚，但进步和上升的速度较快。在外国语言文学CSSCI 来源期刊当中，前二十年（1994—2013）就刊载了以“隐喻”为标题的论文405 篇（孙毅 2015），蔚为壮观；在最近短短五年（2014—2018）当中，这些期刊收录的以“隐喻”为标题的论文更是达到了226 篇（孙毅，即出），研究热度有增无减。“隐喻”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现今语言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课题和研究领域，“当代隐喻学”呼之欲出。拥有庞大学术团体的“当代隐喻学”一方面需要自我提升和超越，华丽蜕变为平行于传统语音学、音位学、形态学、语义学、语用学、语篇学、社会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的语言学独立分支；另一方面也需要增强学科的涵盖性和说服力，用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词汇语用理论等来充分阐释人类日常交际的方方面面。蒙《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委托，本人负责组建一期“当代隐喻学”的特色栏目。在本栏目统摄下，共包含三篇论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各具特色、代表性强。

在这其中，杨忠、林正军的论文《博喻：语篇意义视阈的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在语篇博喻范式内探讨词汇隐喻和语法隐喻的语篇功能，分析两种隐喻的意义特征。语法隐喻最初是由系统功能语言学鼻祖 于1985年率先提出的，这一尝试不仅顺应了隐喻革命到来的潮流，还为系统功能语言学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原材料。概而言之，在词汇—语法层面发生的所有级阶转换可以统称为语法隐喻。有了语法隐喻这一机制，语言变得可压缩、可拓展，其任意性和可塑性大大加强了。该文将Fauconnier ＆ Turner 三维立体的概念整合理论嫁接到语篇的意义建构过程当中，并以名词化为论述平台探讨了语法隐喻的语篇功能，文章立意新颖，学术创新意识可圈可点。该文同时很好地引领了认知语言学界和系统功能语言学界对隐喻探索的合作、协同研究，善莫大焉。

任何学科发展到比较成熟完备的阶段，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哲学基础。Lakoff ＆ Johnson 早在1980年的著作当中便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当代隐喻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Experientialism），随后又于1999年将其发展、完善为经验现实主义（Embodied Realism）。该哲学理论彻底与传统占据主导地位的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针锋相对，强调身体及其经验在人类认识万事万物过程当中不可撼动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这一点与以《易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哲学主张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不谋而合。人们总是不可避免、不知不觉地以自己的身体为度量衡来揣测、计算和评估外部的抽象世界，心门、头等舱、棘手、足下等隐喻性词汇便是由此产生的。项成东、石进的文章《从体验认知视角看身体、文化与隐喻之关系》集中火力，从体验认知的视域论述了身体、文化与隐喻之间的三角关系。倘若说身体是隐喻发生和发展的起点和归宿，那么文化就应该被视为滤网或沙漏。身体为隐喻提供了原材料和动因，推动话语者以此架构人身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而由此拓展开去的可能性几近无穷，隐喻生成需要受到文化因素，或曰文化算子的管控和制约。换言之，身体和文化居于隐喻生发和存现的两端，各持一个开关的阀门，共同保证隐喻选项可以进出有度且井然有序。该文对三者之间关系的论述亮点频现，思辨性较强。

最后一篇论文《汉英悖论格异同共体的认知隐喻学探源》是由崔慈行、孙毅两位作者共同完成的。当代隐喻学新视野中的隐喻已经被学界赋予了无以复加的崇高学术地位，已然成为语言认知研究王冠上的璀璨明珠。隐喻在日常交际当中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但是随影附形的问题在于：隐喻原本来源于传统的修辞学和文学批评辖域，平行于转喻、移就、双关、类比、夸张、共轭、反语、顶真、反复、低调陈述等一系列修辞格。在这其中，除了转喻近年来再次博得了学界的眼球，被提升为与隐喻同等重要的人类认知机制以外，其他修辞格还“老老实实”地平躺在传统修辞学的牢笼中，沦为了无人问津、不受人待见的“灰姑娘”。该论文以独特、创新的视角提出了若干“认知隐喻”成立并存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将汉英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悖论格”（paradox）置于该理论框架中，较为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其“认知隐喻”的属性，并以此为契机比较了两种语言在此子隐喻范畴中的异同及其背后深刻的理据和诱因。该文为当代修辞学向纵深方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并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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