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后的龙学研究领域，刘凌先生起步甚早，他对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成立亦有首倡之功。其后三十多年间，刘凌先生孜孜矻矻，致力于此。但与许多同道连续推出大量龙学论著相比，刘凌先生总共只发表过二十几篇龙学论文，2010年10月结集为《古代文化视野中的文心雕龙》，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样的产量似乎与其在龙学领域里的知名度颇不相称。事实上，了解刘凌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术研究，历来以质取胜，尤其关于龙学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对《文心雕龙》“钻坚求通，钩深取极”的重要创获。这些文章先后在《文艺理论研究》《文心雕龙学刊》《文心雕龙研究》《文学评论》丛刊《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在国内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尤其龙学界曾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众所周知，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龙学热”，催生了大量的有关论著。据山东大学戚良德教授统计，截止到2013年底，研究专著已超过400部，论文超过6000篇，总字数近1亿字。论著数量之多，固然可以作为学术繁荣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不容讳言，数量并非总能与质量成正比。据笔者浏览所见，在这许多的龙学论著中，确有创见和价值者固然不少，但重复劳动、陈陈相因者也颇不鲜见，甚至还有不少错解原文、误导读者的放言高论。相比之下，刘凌先生的精见卓识更弥足珍贵。正所谓：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不亦宜乎！

笔者多年来关注刘凌先生的龙学研究，曾认真阅读过他发表的多数龙学论文。此次通览全书形成的总体印象，是刘凌先生的龙学研究所见者大、所论者精，而根源于其所持者正。下面简要谈谈阅读体会。

一、所见者大：广阔的文化视野

在《文心雕龙》研究领域，多年来困惑人们的有两种现象：一方面是不少人哀叹，研究对象的每一块砖瓦都已经被搬动过若干次，后来者似乎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了；另一方面则是许多基本问题虽然探讨、争论了很久，相关论著连篇累牍，却很难形成共识，意见不同的各家自说自话，令后学无所适从。探究起来，出现这类现象主要在于研究者的视野狭窄，他们往往局限于研究对象本身和直接涉及的有限资料，不仅缺乏有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学通识，而且对与之相关的纵横联系也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探究。这种局限，正像梁启超指出的清代乾嘉学派的通病：“专用绵密功夫在一部书之中，不甚提起眼光超览一部书之外。”再作进一步追溯，则应该与现代大学教育分科过细，不利于培养博通之士有关。而视野狭窄，则不仅会使人所见不广，而且会导致其所见非真。苏轼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道理正在于此。当今古代文论以及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所以难有重大的突破，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外学术史早已证明，研究者固然应该致力于研究对象本身，通过文本细读和文本还原，做到入乎其内，对古人作同情的理解，与古人实现近距离对话，尽力避免误读；但还必须能够出乎其外，把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观照，大处着眼，多方比较，才能准确定位，提出新见。

通读本书不难发现，刘凌先生的龙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广阔的文化视野。正如他本人所说：“我自始至终力求在宏观文化视野中探究具体问题，将研究对象置于政治、文化、审美模式整体框架中审视。”诚哉斯言！

综观刘先生的龙学论文，大致围绕着以下几方面的论题。

一是关于刘勰生平、志趣和命运的研究。以发表于《泰安师专学报》1979年第2期的《刘勰生平初探》为开端，2010年写作的《应当怎样看待刘勰的门第》则为进一步申论。与之相关的则有1997年发表于《临沂师专学报》第1期的《刘勰悲剧及其文化意义》和2013年发表在《泰山学院学报》第5期的《“宗经”矫讹的〈文心雕龙〉——兼议“托古改制”思维模式》。

二是关于《文心雕龙》问世大背景的研究，以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1期的〈文心雕龙〉问世的历史必然性》为发轫，包括1998年发表于《文心雕龙研究》第三辑的《古代哲学背景中的〈文心雕龙〉》、2009年发表于《文心雕龙研究》第八辑的《手中雕龙，心驰军国——南朝世情与〈文心雕龙〉》。

三是关于龙学方法论的研究。以1982年9月发表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六辑的《试论〈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为肇始，包括1984年发表于《文心雕龙学刊》第二辑的《向着整体上升——研究〈文心雕龙〉方法的综合化趋势》和2002年发表于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所编镇江《文心雕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论刘勰及其〈文心雕龙〉》的《〈文心雕龙〉研究法三题》。前者探究的是刘勰的研究方法，后二者则是今人研究《文心雕龙》的方法。而2010年写作的《学术规范与“博徒”“四异”释义纷争》，讨论对象虽然好像只是关于《辨骚》篇的一个具体争议，但关涉的却是学术规范问题，也与方法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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