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记者 赵徐州 曾江 通讯员 刘坤)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处主办的“龙鹏吉大”第二期线上研讨会“身边的战场:国家治理现代化如何应对疫情新变化”于3月10日上午举办。自疫情发生至今，国内情况已见好转，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但国外疫情持续扩散蔓延，呈暴发趋势。全国人民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进入了新的阶段，也对我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龙鹏吉大”的青年学者们同全国人民并肩战斗，通过举行远程视频会议交流思想，以自己的方式为全国人民早日战胜新冠疫情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研讨会由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于君博教授主持，法学院何志鹏教授、哲学社会学院贾玉娇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高德胜教授、哲学社会学院王庆丰教授、哲学社会学院芦恒教授围绕本次活动主题展开探讨，从多学科视角进行了主题分享。身处国内外、吉林大学各学院的30余位教师加了本次研讨会。

于君博教授首先发言，他的发言题目是“疫情新阶段--基层治理改革的‘政策之窗’”。他提出，此时此刻，复产复工、国外疫情蔓延扩散等变数的叠加，已经推动中国的疫情防控转入新阶段。应当适时检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自疫情暴发以来的表现，发现问题、分析原因、寻求对策。唯有切实向基层下沉资源，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才能站稳脚跟，形成灵活有效的防控行动力，跟上中央应对形势变化的步伐。

何志鹏教授的发言题目是“新冠治理:人权的成本与选择”。他提出，在新冠疫情出现之后，中国采取了迅速有效的治理方式。中国为了确保人民的生命健康权，在一定程度上克减了行动自由的权利。这是一种价值排序和选择，符合社会治理的伦理标准，也符合中国文化。应当说，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它的成功之处，也有它的不足。关键在于不同模式之间应当彼此宽容体谅、相互理解，甚至在必要的时候彼此借鉴。

贾玉娇教授的发言题目是“非常之期中国国家治理非常之力的生成机制”。她表示，在疫情等风险开始呈现常态化显现的背景下，一国国家治理体系能否将非常时期的非常治理纳入到常规化体制中，或者一国国家治理的常规化体系是否具有应对非常时期问题的能力，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在此次疫情防控中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不能忽视:一方面是病毒的不确定性与防疫的复杂性空前;另一方面是中国一直在推动的制度建设显现一定成效，在社会组织动员、系统部署、全面协调、自我完善等方面释放出制度效能。此次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方方面面的一次检验，给学者和科研工作者提出诸多命题。

高德胜教授的发言题目是“疫情危机下的国家生物安全建设”。他提出，生物安全问题是国家安全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它的地位是不同的。2019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审议，目前进入了审议的第二阶段。关于生物安全问题，应该站在国家安全的视角来讨论，着重安全问题的事先防范而非事后救济。安全学领域关于证据的理解其实不同于其它学科，具体来说，安全立法问题主要有安全责任主体体系完善、生物安全防范规定和加快立法进程等。

王庆丰教授作了题为“城市与疾病:基于福柯治理术视角的生命政治学分析”的发言。王庆丰教授从福柯的治理术视角出发，利用公共管理学的主要内容，揭示了城市和疾病之间的内在共生关系。在王庆丰教授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应对疫情时所展现出来的社区和单位的双重治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治理、统筹安排的全局性治理以及高效硬核的刚性治理，均体现出中国之治的优越性。王庆丰教授还表示，紧急状态易转化为法之例外状态，在此种情形下，更应注重依法治理和依法管控。

芦恒教授的发言题目是“公共风险应对与社会韧性建构”。他表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又让中国社会经历一次重大考验，同时也是整体反思中国社会对待重大公共危机时体现出的社会韧性的重要契机。西方流行的“社会韧性”理论强调从内固性、储备性、资源动员性、快速性等方面来分析社会应对风险的“抗逆性”。但是随着疫情的深入扩散，人们真正关注的是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问题。因此，中国社会韧性的建构还应加入“公共性”的内在属性。“抗逆性”体现的是社会面对风险初期的适应机制，而到了风险应对的后期，则要转换为一种内在的公共性结构，才能真正化解风险。具体是从公益性、公正性、公民参与性、公开性等方面来检视和建构社会韧性，形成预防风险的长效机制和治理内核，对于促进中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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