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2013年10月21日至22日，芬兰科学与文学学会人文科学分会建会175周年研讨会在赫尔辛基举行，笔者在会上发表演讲。随后，该演讲的主要内容又在其他场合发布。本文是基于演讲内容整理而成的，但根据观众反馈及Pragmatics and Society杂志匿名审稿人的建议进行了大幅修改。英文版原文曾刊载于Pragmatics and Society 杂志2016年第1期上，页码为第141到161页。

在《媒体与现代性》一书中，约翰·汤普森呼吁“公共性的再造”。“协商民主”认为：“一切个体都能吸纳信息和不同观念，进而成为具有理性判断力的自主个体。而且‘协商民主’整合多种机制，将个体判断纳入集体决策的进程中。”[1]255显而易见，公共性不可或缺。但是为什么呼吁“公共性的再造”呢？

首先，回溯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2]，哈贝马斯概念下的公共性聚焦的语境是：公民在讨论和确立自己的立场时，可以置身国家权力之外并常以批判的眼光检视国家权力。当下，公共性所关涉的领域势必超出政治范畴。其中的部分领域并不直接被国家政权管控，部分领域具有跨国特征，这些是目前多数交流形式和经济活动所具有的特征。在变化日新月异的今天，结构边界的存在已无必要。国家政权、语言、国民经济、纸质媒介、广播、公共话语之间的边界已经模糊。公共领域的范围已向全球扩展，这使意义制造的过程空前复杂。

其次，公共与私人的边界愈加模糊。与前一点统合考虑，用皮特·瓦格纳的话说，在本土可见的一个重要的全球化现象或许是“意义来源语境的式微”[3]168。这源于边界或解释框架的模糊，事实上成为“流动的现代性”[4]。

再次，再造公共性是因为公共性不再需要可视和共现。这是因为通讯媒介的大规模发展产生了“中介化的公共性”。这在汤普森1995年呼吁“公共性的再造”时已是事实。在通信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更是不言而喻。因而，在全球化语境下，一种新兴的公共领域正在形成，它不把公共交流领域局限于某一特定场所，也不把其局限于单一的言语社区。

这一视角暗含着一种多元的公共领域观。我避免使用复数形式来表示公共领域，以免人们误以为公共领域是可被切分的分散单元。意义生成的过程是动态的，其关涉的个体不会是固定不变的或边界明晰的。数字媒体的发展更印证了这一点[5]*这种视角与当下社会逻辑学有关现代性的认识是一致的，即认同多种现代性的存在[6][7]，但不认同其根植于特定的文明或文化经验之上。相反，这种多样性源自以交际为基础的或分或合的体验和阐释[3]。考虑到当今的交际实践，瓦格纳呼唤“世界现代性社会学”的出现；汤普森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1]。。

同时，以上论述暗示：公共领域是一个可以公共获取意义的空间。意义生成具有交际性、交互性和主体间性。这是公共领域的本质所在。因此，当我们对公共领域中的交际感兴趣时[8]，我们应把公共领域本身视作语境中的交际集合。语境包括共享媒体、网络、组织、机构、国家以及类似于国家的组织。

另外，公共领域可被视作意义博弈不休的舞台。意义博弈受制于结构语境；而人也总是起作用，因而交际非常必要。对于语境意义的解读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评价不尽一致。人的决定和行动正是建立在这些不同评价之上的。在民主社会的公共领域里，人们言论自由，解释和决定需要通过争论得出，行动需要后续合法化予以确认。没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变的。此种意义博弈会产生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因而它们值得密切关注。

我们说“公共领域是意义博弈的舞台”也暗示着一些潜在的问题。其根本问题在于意识形态成为“为权力服务的意义”[9]7。公共领域里的社会关系和人际之间的公共定位普遍以支配关系为特征。它们的建立和维系有赖于公共话语或交际中潜存的意识形态。此处，意识形态并不等同于那些被视为现代历史发展动力的政治流派或“主义”。它是一类更为宽泛的现象，包含关涉社会现实的多种意义形式和解释框架。意识形态信念常被视为“常识”(或者说它们被笼统地看作“常规”)，进而不受质疑地浸入交际之中[10]。人们的行动将被不知不觉地引导。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交际失衡已是当今权力机制运行的特征，我们应对其进行监控。这对于那些以其民主根基为荣的社会尤为重要，因为将自己划入“民主”行列是规避民主相关讨论最有效的捷径。

二、人文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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