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木自1961年到吉林大学任教，至1998年去世，这37年里，他不仅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诗经》、《毛主席诗词》等课程推动吉大中文系学科建设，引进贤能之才、培养青年教师壮大文学院的师资队伍，还潜心钻研学术带动文学院的师生严谨而创新的从事科研与学术活动，并且引导青年学生成长，培育出了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平等一大批文学界知名诗人，为中文系、文学院、吉林大学做出巨大贡献。在这些事情的背后蕴含着的公木可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思想上“自由不激进，稳健不保守”，在个性上“激情与理智，知识与智慧融合”①，在治学上“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在教育上“鼓励个性，保护叛逆”，总结起来就是“求实创新，励志图强”，这是校训精神也正是公木精神的升华。虽然时代变迁，世殊事异，但“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箴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吉大人，先生之风，凛然长存矣。公木集诗人、学者、教育家身份三位一体，挖掘公木精神的内涵，通过话剧、诗歌等形式重温公木事迹，有利于丰富吉大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形成良好的学风，有利于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影响，激励广大师生在学习、生活中不惧挫折，锐意前行。 公木一生坎坷，自九一八前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起，就遭敌特分子多次逮捕，被迫辗转各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后在北平、延安、东北地区投身革命，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在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在北平文学讲习所讲学。1958年，赴匈牙利、罗马尼亚宣传“双百方针、国内反右斗争”，回国后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到长春。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造反派打成反动权威，多次被游斗、批判，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苦难的日子，并没有让公木愤世嫉俗走上极端，他把苦难当经历，以自己的学识和信念融合社会实践，形成了“自由不激进，稳健不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他的学术研究和对国家和党的态度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在学术上，以公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为例，充分显示了他圆融的智慧，自由不激进，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上追求自由，将现实基础与创新创造结合；稳健而不保守，以理论为基础，开放并包接受其他见解，通过不断讨论达到新的团结。他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要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结合，要看到它是随中国社会不断丰富充实的。他把自己的研究观念概括成“理论建设意识、学术自由心态、真理追求精神、民主法纪观念”四句话，深深的影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成员们，“理论建设意识”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人人有责的观念，促使学者发现自己的责任，为学术研究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学术自由心态”展现的是“创造性”，如果没有自由的心态，则谈不到研究学术，进行创作。“真理追求精神”，追求真理，保持自由的心态，才能与人为善地进行讨论、争论。“民主法纪观念”则是说要自律自重，彼此互尊互敬，对学术问题不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这些方法和原则不仅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上，实质上，适合任何学术研究，追求真理，开放并包，在客观的基础上探求学术多样性，实现创造性的跨越。在党和国家上，公木也秉持着他“自由而不激进，稳健而不保守”的态度，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进。这种关怀尤其体现在公木的诗歌创作中，他的大部分诗歌中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他提出“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②，在艺术创作中表现他对国家社会的关怀，坚持原则，坚定信念，又在新的形势下开拓创新。在新诗创作中以“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为基础，传播以共产主义为特色的时代精神和理想，以新诗创作为武器。对国家社会问题，公木也不偏不倚，从全局观、多元化的角度上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在谈及学术腐败问题时，他说要有治理的决心，但也不要大惊小怪，即使是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在采访郝长海先生时，郝先生提到公木说的一句话，“要民主不要大民主，要自由不要自由化”，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依旧振聋发聩，是公木在流离磨难中的智慧沉淀。 公木自由而不激进，稳健而不保守的思想实质就是“求实、创新”，反映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诗歌创作中，也反映在他的行为中，他的观念影响了一大批吉大师生，至今仍然有潜在的学习价值。 人的成长和时代密不可分，人创造着时代，时代也成就了人。公木在一个沉重而激越的年代，因此也成就了他富有激情且理智，将知识融化于智慧的个性。“单纯的激情不过是一种人生感受的宣泄，而思想则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判断。公木曾说过，“诗以感情为主，但归根结蒂仍必奠基在理智上”③，时代的变动、人生经历的丰富和诗人的敏感成就了满怀激情的公木，但在激情中不偏激，在稳健中不保守，以理性来冷峻的审视世界，不断反思自我，实现思想的深化。 公木以他的激情和智慧指导着他“淑世自适”的处世方式，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直敢担当、达观朴实的公木。在时代的磨难中，公木达观知命，顺其自然，1958年他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到长春，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改造。1970年，公木和第一批工农试办班的同学一起到吉林省扶余县(如今归为松原市)七零油田进行“开门办学”，公木四处走访，给学生们上课，半年时间里与工农兵学员在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劳动学习。“伙食不太好，他的胃也不太好，但是没有架子，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名人受到这样的待遇而感到委屈，为人非常随和。”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开始正式招生。在这段期间，老师们集体学习、拉练、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公木虽然年纪比较大，但是从来不抱怨，积极服从组织的安排，让干什么便干什么。1978年，公木提出重新入党，他说：“我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曾一度被母亲赶出家门，今天母亲又宽容地叫我回家。”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使当时参加会议的老师深受教育。公木为人随和，对师生和工农兵都非常亲切，这也赢得了工农子弟对他的崇拜和尊重。公木说“我不曾懒散，更不曾绝望，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收益还是巨大的，不过不是在诗歌创作这方面”，这句话深刻的反映了在吉大时期的公木的生活面貌，特殊时期不能再以真情流露的诗歌为武器了，就转而在学术研究上开辟新篇章，百折不挠，燃烧着自己。在面对丁玲、周扬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讲事实的原则，即使他遭遇不公，也不瞎说、不挟私报复。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公木时刻坚持以笔为武器，关注着社会发展。在逆境中也能随遇而安，疏远自适。面对大是大非，坚持说真话，坚持正义。达观处世，正直为人，弘扬公木精神，在吉大学生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公木1961年来到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直至他去世，这一段时间是他学术的蓬勃发展期，长篇学术论著成就丰盛，有《先秦寓言简论》、《古典诗论》、《老子校读》、《历代寓言选》、《话说第三自然界》、《中国诗歌史论》等多个方面的成果。他在做学术的过程中也带动了一批中文系师生积极参与学术科研，对刘中树、张福贵、赵雨、谢文利等人影响深刻。同时，他在治学上“追求真理、严谨求实”的态度，也印刻在他身边的师生心里。 公木在治学过程中要求严格，坚持真理，在细节上追求精致。在校读《老子》时，“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以各家作参考，而不执一”“经文的写定，语译的推敲，以及校释的辑舍，便都要以说解的裁断为依归”④，对经文脱字衍文细致勘校，对误读偏读给以改正，对深文大义赋以新说，文心精妙，治学严谨。公木不仅研究老子理论，更是在行为上践行老子的人格理论，他不为名利所羁绊，专心学术研究。自1983年实行博士点建设以来，公木就一直是评审组成员，但他自己却没有申报一个博士点，他说：“要那个干什么，安心做学问就行啦”。成绩卓著，而不骄矜，这种朴实、淡泊名利、稳扎稳打的学术精神尤为可贵。公木也是不断求知，终身学习的典范。公木晚年时期的著作《第三自然界概说》，对文艺、美学、哲学等方面都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具有独创性贡献，据沈文凡教授回忆：“公木晚年看文学史比较少，喜欢研究哲学，看的杂志更多的是《哲学研究》，而且拿笔画出了重点，旁边还有旁批。”在重病之时，去世之前，他仍然不忘学术研究。在病榻上还牵挂着他和朱靖华合作主编的《历代寓言选》定稿工作。1998年10月30日，公木去世的当天，他在医院里从昏迷中醒来还对太太吴翔女士说“我好了，去马克思那里早点，赵雨出去没回来，还有三年课题呢！”(当时，他在和助手赵雨进行《诗经》的研究。) 公木是诗人更是一位踏实笃学的学者，他坚持追求真理的原则，为学界作出重要贡献。在名利之前，弃之不顾，专注学术；在学术研究中，慎微笃行，精筑致远；缠绵病榻依旧有着高昂的学习热情，终身学习。这样的公木精神激励了一代师生，也在吉大校训精神中传承。 公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师范和中学教过书，抗战期间又曾在延安承担过杭大、鲁艺的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吉林大学的教学和领导工作。作为一位教育家，他以“鼓励个性，保护叛逆”的思想，支持每一位学生的自由发展，给他们提供广阔的空间，用他的宽容呵护着孩子们的成长，培养出一大批青年诗人、作家，如邵燕祥、张永枚、未央、梁上泉、流沙河、胡万春、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等人。 公木理解青年，他认识到青年人艺术观念上与传统和现实主义有衔接的的一面，同时也会形成一种带叛逆性的审美意识和价值标准。他热烈鼓励青年诗人的探索与创新，但不怂恿他们盲目地“反传统”，不迎合脱离中国国情、贬低自己民族传统的“西化”狂热。他欣赏徐敬亚、吴亮的理论才华，尽管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也鼓励青年自由创作。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的第一个读者就是公木，他为徐敬亚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他也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在公木打算编一套古典作品选释时，他主动要求朱靖华协助自己编注《先秦寓言选释》一书，鼓励朱靖华参加教研组的教学工作和选注古代作品的工作，大胆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而当青年诗人受非议时，公木义不容辞的成为保护他们的羽翼，70年代末，当曲有源深陷囹圄时，公木为之喊冤并上书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学生教育上，公木虽然宽容开放，但依旧是坚持真理的基础，因此也有严厉的一面。谢文利在诗歌理论研讨会上，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过于偏激，就遭到了公木的严厉批评。 公木总是倾心关注青年诗人，为我国诗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到现在，公木老师的师德师恩一直影响着一批人的成长，激励着广大师生，成为师生学习的榜样。 公木精神内涵丰富，底蕴深厚，但总结起来可以概括成“求实创新、立志图强”的吉大校训精神，弘扬公木精神也就是弘扬校训精神。校训精神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导向，体现着校园文化的方向和实质，制约着校园文化的发展水平。围绕校训精神建设校园文化，引导良好的群体性意识的形成。通过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引导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形成强有力的价值核心指导学生的行为。在“求实创新，励志图强”思想的指导下培养追求真理，富于创造，自信向上，百折不挠的大学生。 公木精神熔铸于他所做的校歌而被保存和被全校师生传唱，体现着奋斗和追求的精神，对主体的尊严、价值的肯定和高扬诠释了当今中国梦，更凝聚了吉大人的力量。在2016年吉林大学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VOM“青春不毕业”校友演唱会上，老校友想与现场观众合唱一首大家都会的歌时，全场异口同声的回答“校歌”。足见其影响力，无论时代变迁，它都会被传承，跨越时间、空间，成为吉大人的共同记忆。而新生进校被教授唱校歌时，公木的名字也被广而告之。但除了名字，更要宣扬的是公木的精神。如何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名人精神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思考。 注释： ①此处引用自对张福贵教授的采访。 ②引用自《坚持真理 发展真理——谈公木老师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任家智、冯贵民(《天地境界 德艺流芳》2010年05月) ③引用自《以人格为本 以生命为诗——公木诗歌世界的人文精神》张福贵(《天地境界 德艺流芳》2010年05月) ④引用自《哲学阐释与文化寻源——公木《老子》研究的独诣和硕果》庄严(《天地境界 德艺流芳》2010年05月) 公木自1961年到吉林大学任教，至1998年去世，这37年里，他不仅开设了《中国文学史》、《诗经》、《毛主席诗词》等课程推动吉大中文系学科建设，引进贤能之才、培养青年教师壮大文学院的师资队伍，还潜心钻研学术带动文学院的师生严谨而创新的从事科研与学术活动，并且引导青年学生成长，培育出了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平等一大批文学界知名诗人，为中文系、文学院、吉林大学做出巨大贡献。在这些事情的背后蕴含着的公木可贵的精神财富，他在思想上“自由不激进，稳健不保守”，在个性上“激情与理智，知识与智慧融合”①，在治学上“追求真理，严谨求实”，在教育上“鼓励个性，保护叛逆”，总结起来就是“求实创新，励志图强”，这是校训精神也正是公木精神的升华。虽然时代变迁，世殊事异，但“人比山高，脚比路长”的箴言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吉大人，先生之风，凛然长存矣。公木集诗人、学者、教育家身份三位一体，挖掘公木精神的内涵，通过话剧、诗歌等形式重温公木事迹，有利于丰富吉大校园文化建设，促进形成良好的学风，有利于引导学生形成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影响，激励广大师生在学习、生活中不惧挫折，锐意前行。 公木一生坎坷，自九一八前后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起，就遭敌特分子多次逮捕，被迫辗转各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后在北平、延安、东北地区投身革命，在延安从事文艺工作，在东北从事教育工作，在北平文学讲习所讲学。1958年，赴匈牙利、罗马尼亚宣传“双百方针、国内反右斗争”，回国后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到长春。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造反派打成反动权威，多次被游斗、批判，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苦难的日子，并没有让公木愤世嫉俗走上极端，他把苦难当经历，以自己的学识和信念融合社会实践，形成了“自由不激进，稳健不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他的学术研究和对国家和党的态度中充分的体现出来。 在学术上，以公木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为例，充分显示了他圆融的智慧，自由不激进，在坚持真理的基础上追求自由，将现实基础与创新创造结合；稳健而不保守，以理论为基础，开放并包接受其他见解，通过不断讨论达到新的团结。他提出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要与中国现当代历史结合，要看到它是随中国社会不断丰富充实的。他把自己的研究观念概括成“理论建设意识、学术自由心态、真理追求精神、民主法纪观念”四句话，深深的影响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的成员们，“理论建设意识”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人人有责的观念，促使学者发现自己的责任，为学术研究的长期发展提供动力。“学术自由心态”展现的是“创造性”，如果没有自由的心态，则谈不到研究学术，进行创作。“真理追求精神”，追求真理，保持自由的心态，才能与人为善地进行讨论、争论。“民主法纪观念”则是说要自律自重，彼此互尊互敬，对学术问题不上升到政治的高度 。这些方法和原则不仅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上，实质上，适合任何学术研究，追求真理，开放并包，在客观的基础上探求学术多样性，实现创造性的跨越。在党和国家上，公木也秉持着他“自由而不激进，稳健而不保守”的态度，时刻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前进。这种关怀尤其体现在公木的诗歌创作中，他的大部分诗歌中洋溢着饱满的政治热情，他提出“首先是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②，在艺术创作中表现他对国家社会的关怀，坚持原则，坚定信念，又在新的形势下开拓创新。在新诗创作中以“现代化、民族化、大众化、多样化”为基础，传播以共产主义为特色的时代精神和理想，以新诗创作为武器。对国家社会问题，公木也不偏不倚，从全局观、多元化的角度上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在谈及学术腐败问题时，他说要有治理的决心，但也不要大惊小怪，即使是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在采访郝长海先生时，郝先生提到公木说的一句话，“要民主不要大民主，要自由不要自由化”，这句话现在听起来依旧振聋发聩，是公木在流离磨难中的智慧沉淀。 公木自由而不激进，稳健而不保守的思想实质就是“求实、创新”，反映在他的学术研究中，诗歌创作中，也反映在他的行为中，他的观念影响了一大批吉大师生，至今仍然有潜在的学习价值。 人的成长和时代密不可分，人创造着时代，时代也成就了人。公木在一个沉重而激越的年代，因此也成就了他富有激情且理智，将知识融化于智慧的个性。“单纯的激情不过是一种人生感受的宣泄，而思想则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判断。公木曾说过，“诗以感情为主，但归根结蒂仍必奠基在理智上”③，时代的变动、人生经历的丰富和诗人的敏感成就了满怀激情的公木，但在激情中不偏激，在稳健中不保守，以理性来冷峻的审视世界，不断反思自我，实现思想的深化。 公木以他的激情和智慧指导着他“淑世自适”的处世方式，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直敢担当、达观朴实的公木。在时代的磨难中，公木达观知命，顺其自然，1958年他被错打成右派下放到长春，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改造。1970年，公木和第一批工农试办班的同学一起到吉林省扶余县(如今归为松原市)七零油田进行“开门办学”，公木四处走访，给学生们上课，半年时间里与工农兵学员在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劳动学习。“伙食不太好，他的胃也不太好，但是没有架子，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名人受到这样的待遇而感到委屈，为人非常随和。”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开始正式招生。在这段期间，老师们集体学习、拉练、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公木虽然年纪比较大，但是从来不抱怨，积极服从组织的安排，让干什么便干什么。1978年，公木提出重新入党，他说：“我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曾一度被母亲赶出家门，今天母亲又宽容地叫我回家。”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使当时参加会议的老师深受教育。公木为人随和，对师生和工农兵都非常亲切，这也赢得了工农子弟对他的崇拜和尊重。公木说“我不曾懒散，更不曾绝望，付出了高昂的学费，收益还是巨大的，不过不是在诗歌创作这方面”，这句话深刻的反映了在吉大时期的公木的生活面貌，特殊时期不能再以真情流露的诗歌为武器了，就转而在学术研究上开辟新篇章，百折不挠，燃烧着自己。在面对丁玲、周扬的问题上，他始终坚持讲事实的原则，即使他遭遇不公，也不瞎说、不挟私报复。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写的人。 公木时刻坚持以笔为武器，关注着社会发展。在逆境中也能随遇而安，疏远自适。面对大是大非，坚持说真话，坚持正义。达观处世，正直为人，弘扬公木精神，在吉大学生中产生良好的影响。 公木1961年来到吉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直至他去世，这一段时间是他学术的蓬勃发展期，长篇学术论著成就丰盛，有《先秦寓言简论》、《古典诗论》、《老子校读》、《历代寓言选》、《话说第三自然界》、《中国诗歌史论》等多个方面的成果。他在做学术的过程中也带动了一批中文系师生积极参与学术科研，对刘中树、张福贵、赵雨、谢文利等人影响深刻。同时，他在治学上“追求真理、严谨求实”的态度，也印刻在他身边的师生心里。 公木在治学过程中要求严格，坚持真理，在细节上追求精致。在校读《老子》时，“以帛书为权衡，而不泥古；以各家作参考，而不执一”“经文的写定，语译的推敲，以及校释的辑舍，便都要以说解的裁断为依归”④，对经文脱字衍文细致勘校，对误读偏读给以改正，对深文大义赋以新说，文心精妙，治学严谨。公木不仅研究老子理论，更是在行为上践行老子的人格理论，他不为名利所羁绊，专心学术研究。自1983年实行博士点建设以来，公木就一直是评审组成员，但他自己却没有申报一个博士点，他说：“要那个干什么，安心做学问就行啦”。成绩卓著，而不骄矜，这种朴实、淡泊名利、稳扎稳打的学术精神尤为可贵。公木也是不断求知，终身学习的典范。公木晚年时期的著作《第三自然界概说》，对文艺、美学、哲学等方面都有了更深刻的思考，具有独创性贡献，据沈文凡教授回忆：“公木晚年看文学史比较少，喜欢研究哲学，看的杂志更多的是《哲学研究》，而且拿笔画出了重点，旁边还有旁批。”在重病之时，去世之前，他仍然不忘学术研究。在病榻上还牵挂着他和朱靖华合作主编的《历代寓言选》定稿工作。1998年10月30日，公木去世的当天，他在医院里从昏迷中醒来还对太太吴翔女士说“我好了，去马克思那里早点，赵雨出去没回来，还有三年课题呢！”(当时，他在和助手赵雨进行《诗经》的研究。) 公木是诗人更是一位踏实笃学的学者，他坚持追求真理的原则，为学界作出重要贡献。在名利之前，弃之不顾，专注学术；在学术研究中，慎微笃行，精筑致远；缠绵病榻依旧有着高昂的学习热情，终身学习。这样的公木精神激励了一代师生，也在吉大校训精神中传承。 公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就在山东、河北等地的师范和中学教过书，抗战期间又曾在延安承担过杭大、鲁艺的教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吉林大学的教学和领导工作。作为一位教育家，他以“鼓励个性，保护叛逆”的思想，支持每一位学生的自由发展，给他们提供广阔的空间，用他的宽容呵护着孩子们的成长，培养出一大批青年诗人、作家，如邵燕祥、张永枚、未央、梁上泉、流沙河、胡万春、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等人。 公木理解青年，他认识到青年人艺术观念上与传统和现实主义有衔接的的一面，同时也会形成一种带叛逆性的审美意识和价值标准。他热烈鼓励青年诗人的探索与创新，但不怂恿他们盲目地“反传统”，不迎合脱离中国国情、贬低自己民族传统的“西化”狂热。他欣赏徐敬亚、吴亮的理论才华，尽管他不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但他也鼓励青年自由创作。徐敬亚《崛起的诗群》的第一个读者就是公木，他为徐敬亚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探索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他也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在公木打算编一套古典作品选释时，他主动要求朱靖华协助自己编注《先秦寓言选释》一书，鼓励朱靖华参加教研组的教学工作和选注古代作品的工作，大胆在实践中锻炼提高。而当青年诗人受非议时，公木义不容辞的成为保护他们的羽翼，70年代末，当曲有源深陷囹圄时，公木为之喊冤并上书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在学生教育上，公木虽然宽容开放，但依旧是坚持真理的基础，因此也有严厉的一面。谢文利在诗歌理论研讨会上，讲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时过于偏激，就遭到了公木的严厉批评。 公木总是倾心关注青年诗人，为我国诗坛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到现在，公木老师的师德师恩一直影响着一批人的成长，激励着广大师生，成为师生学习的榜样。 公木精神内涵丰富，底蕴深厚，但总结起来可以概括成“求实创新、立志图强”的吉大校训精神，弘扬公木精神也就是弘扬校训精神。校训精神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导向，体现着校园文化的方向和实质，制约着校园文化的发展水平。围绕校训精神建设校园文化，引导良好的群体性意识的形成。通过传播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引导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形成强有力的价值核心指导学生的行为。在“求实创新，励志图强”思想的指导下培养追求真理，富于创造，自信向上，百折不挠的大学生。 公木精神熔铸于他所做的校歌而被保存和被全校师生传唱，体现着奋斗和追求的精神，对主体的尊严、价值的肯定和高扬诠释了当今中国梦，更凝聚了吉大人的力量。在2016年吉林大学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VOM“青春不毕业”校友演唱会上，老校友想与现场观众合唱一首大家都会的歌时，全场异口同声的回答“校歌”。足见其影响力，无论时代变迁，它都会被传承，跨越时间、空间，成为吉大人的共同记忆。而新生进校被教授唱校歌时，公木的名字也被广而告之。但除了名字，更要宣扬的是公木的精神。如何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发挥名人精神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思考。 注释： ①此处引用自对张福贵教授的采访。 ②引用自《坚持真理 发展真理——谈公木老师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任家智、冯贵民(《天地境界 德艺流芳》2010年05月) ③引用自《以人格为本 以生命为诗——公木诗歌世界的人文精神》张福贵(《天地境界 德艺流芳》2010年05月) ④引用自《哲学阐释与文化寻源——公木《老子》研究的独诣和硕果》庄严(《天地境界 德艺流芳》2010年0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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